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科学不端行为案件是“巴尔的摩案”。从1986至1996年，长达十年之久才得以解决，甚至美国国会也卷入了这一案件的审查，给有关人员和部门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认识，其中的教训又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作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优秀的领导者，巴尔的摩从来都是美国科学界的风云人物。他在研究中发现了反转录酶，这种酶可以从RNA模版来合成DNA，将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这一发现大大增进了人们对癌症和艾滋病机理的了解，从而使这位当时年仅37岁的生物学家成为197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此后，巴尔的摩又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
事实上，科研成果仅仅是巴尔的摩所取得的成就中的一部分，他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科学行政管理者，他管理过美国两所世界著名的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他参与了美国很多科学政策的制定，在“对癌战争”、对艾滋病的关注、遗传工程学的发展与限制问题、敦促布什政府支持干细胞研究等前沿领域中，他都是领军人物。
巴尔的摩自己从不惧怕麻烦，只要是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坚持到底，从不怕惹火上身。而他惹出的最大麻烦，是20世纪80年代科学界轰动一时的“巴尔的摩案件”。
“巴尔的摩案”的源起
“巴尔的摩案”其实与巴尔的摩并没有直接关联。在案件中被指控有科学不端行为的是他的一位年青的合作者伊马尼希·卡里（Imanishi Kari）。尽管巴尔的摩自己从没有被指控有不端行为，但他对卡里的竭力保护使该案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巴尔的摩案”。
“巴尔的摩案“起因于1986年美国《Cell》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文 章。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发现：小鼠自身的抗体基因在导入的外源体基因的影响下，会效法外源基因已重排的结构进行表达。该文署名作者为 Imanishi-Kari、David Baltimore等四人。该论文发表一月后，即1986年5月， Imanishi-Kari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奥图尔偶然查看了Kari的实验笔记， 发现论文中的一些数据与试验数据不符，甚至有些关键性试验根本就不曾做过。奥图尔于是向正准备聘用Kari的Tufts大学提出疑问，Tufts大学组织了以生物学家Henry Wortis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1986年6月Kari所在大学MIT又让Eisen教授对此事件进行审查。Tufts大学和MIT的审查结论 是：论文中可能存在一些小错误但没有作伪迹象。奥图尔认为，既然发表的论文有不正确之处，编辑部应该撤消论文。但论文作者之一，当时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Baltimore认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拒绝撤回论文。
官司打到了美国国会
事实证明，事情远没有巴尔的摩想像得那么简单。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两位科学家斯图尔特和费德的介入使得对该论文的争论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们对奥图尔所提及的部分实验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卡里的实验记录与论文中的关键论断相抵触，由此怀疑伊马尼希·卡里在实验中有作伪行为并通知了国立卫生研究院。国立卫生研究院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正式受理此案，并于1987年5月开始了第一次调查。专家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只发现论文中存在有需要更改的错误，但没有“欺骗、不端行为或数据操作、严重的概念错误”。奥图尔、斯图尔特等人对此结果并不认同。最后，官司打到了美国国会。
众议院商业能源调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派议员丁格尔（John Dingell）决心要把事件搞个水落石出。自1988年起，以丁格尔为首的国会调查小组针对此案召开了数次听证会。巴尔的摩对丁格尔的介入十分反感，两人的分歧不仅仅限于卡里是否有作伪这一具体事件。从根本上讲，两人对应该如何监督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有不同看法。巴尔的摩认为科学自身就有互相监督的功能，科学中的作伪现象只能通过其他科学家进一步的实验来否定。丁格尔则对美国科学界的“自我监督”政策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希望政府能强有力地介入对科学不端行为的监控。
1988年4月，巴尔的摩在第一次国会听证会后发表评论说，听证会和媒体宣传都是对科学工作真实情况的一种误解和歪曲。事实上，在生物学实验中有太多的参数，以至于不可能在每次实验中都完美地控制它们，生物科学工作者的笔记本中包含有与所公布结果完全不同的个人实验，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巴尔的摩甚至认为，对数据的区别对待是科学探索的一个特征。事后，巴尔的摩给全国400名同事发了一封公开信，提醒所有的科学家们，一小群外行正在利用正常的科学争论削弱美国科学。如果大家听之任之，他现在所遇到的难题也会随时落在其他人头上。
丁格尔在国会中素以态度强硬著称，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为应对巴尔的摩的强烈反攻，他调阅了卡里的实验室记录，并把它交给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作进一步的分析。经济情报局经过7个月的调查，认为卡里的标注日期为1984年的笔记记录有可能是1986年才准备的，而且在一本关键实验室笔记记录中有 20％的内容值得怀疑！证据在手，丁格尔准备向巴尔的摩发难。
1989年5月4日，丁格尔主持召开了一次长达9个多小时的听证会。听证会上，巴尔的摩与丁格尔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举行听证会的房间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和科学家，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两位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丁格尔发表了开场白，说他知道有人批评他“不清楚欺诈和错误之间的区别”。丁格尔咄咄逼人地回敬说，“我们了不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监狱里的人都有发言权”。接着，他宣布这次听证会将集中主要精力调查“科研院所是否有自我监督的能力以及在科学界出现潜在的不端行为时，国立卫生研究院应怎样进行监控？”
在几轮答辩后，巴尔的摩上演了听证会上精彩的一幕。巴尔的摩公开对国会小组委员会表示不满。他表示他明白国会小组委员会有权力也有职责“对政府的科研基金负责任”，而且他承认研究院所“在科研过程中对违法行为的指控有迅速答复的职责”。但是，他认为，国会小组委员会不应该采用新闻发布方式，更不能采取法律诉讼手段。科学上的事就应该由科学界内部采用学术办法来解决，而不应该用诸如听证会这类的形式来评价科学论文。他觉得外行根本无法公正客观地评价内行。他认为国会小组委员会对科学作伪敏感过了头，并且认为他们采取的手段也会束缚科学的发展。巴尔的摩表示“如果这场调查所造成的悲伤结果并不能证明什么，那就表明那些无知的和怀有恶意的外行并不能有效地检查科学活动的进程”。
巴尔的摩的话使丁格尔非常生气，他很快结束了听证会，没有回答任何记者的提问就匆匆离去。但是，丁格尔并没有就此罢手，在他的授意下，国立卫生研究院成立了一个特别的行政机构——科学求实办公室，专门负责对科学不端行为进行追查，“巴尔的摩案”自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被迫辞去大学校长职务
1991年3月，科学求实办公室公布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声称发现卡里有“严重的科学越轨行为”，其中包括伪造数据。国会委员会成员丁格尔随即宣布，计划在5月份举行第5次听证会，把重点放在“谁-知道-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上。随着听证会一次又一次地举行，整个科学界已几乎无人不知晓这个案件了，美国各大媒体也纷纷围绕“巴尔的摩案”进行了各自的报道。
面对科学求实办公室的调查结论，巴尔的摩依旧确信伊马尼希·卡里是无辜的，在他看来，出现这样的结论只是丁格尔滥用职权的结果。但为了缓和当前局势，巴尔的摩不得不承认调查报告指出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血清学数据存在严重的问题，于是他请求伊马尼希·卡里撤回论文。5月中旬，巴尔的摩正式撤回《细胞》杂志上的那篇论文，以等待科学求实办公室的最终结果。
由于舆论片面报道的影响，巴尔的摩成为公众指责的对象，同时也引起了一批科学家对他的不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生物学家沃森。沃森是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生物学界的元勋级科学家。沃森一直十分关注美国的科学形象，并曾在这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他认为巴尔的摩本可以利用他在科学界的声望来阻止这一案件的悲惨结局。沃森的态度是：“当一个警察阻止你时，无论你做得对与错都应当道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会对科学的消极反应，否则将会导致研究基金的削减。在1991年4月召开的国家科学院年度会议上，沃森甚至建议剥夺巴尔的摩的诺贝尔奖，并把他清除出科学院。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巴尔的摩的指责。
在众多舆论的炒作中，巴尔的摩感到他如今成了“公众败类”的形象代表，并由此使他在众多事务中受到排挤。当时，巴尔的摩正担任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各种指责也影响了学校职工对他的看法。面对这种局势，巴尔的摩不得不于1991年12月向洛克菲勒大学递交了辞职信。
最后的判决
不久后，科学求实办公室由国立卫生研究院迁至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并更名为研究求实办公室。研究求实办公室认为卡里为掩盖她的作假行为还编造了一些数据。基于这种认识，1994年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决定对卡里进行处罚，其中最严厉的是卡里10年内不得接受联邦政府的基金资助。
事件至此远未结束。处罚决定宣布后，卡里依旧坚持说，她没有篡改实验结果，她的实验室的任何人都没有这种行为，并申请上诉。案件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派出3人申诉小组继续调查，重点放在美国经济情报局所获得的法学证据上，这些证据是研究求实办公室指控卡里有不端行为的主要依据。1995年夏天，申诉调查小组进行一次为期六周的听证会，翻阅了数千份的声明，研究了前几次的调查记录。并给予Kari第一次面陈和盘问起诉者的机会。审讯程序的重点放在1986年《Cell》论文上。审查人员第五次对这些数据进行审查。Kari曾声称她是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ORI根据经济情报局的法学报告指出，Kari用一个以前实验用过的防辐射磁带来伪造结果。ORI还强调，磁带与别的笔记在颜色、字体和从别的研究员1981年和1982年笔记中的磁带墨迹不相一致。而申诉调查小组在调查中就漠视这种巧合，认为诸如此类的ORI分析结果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指出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更换了打印色带，而经济情报局在分析时有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些情况。此外，在审阅了Kari的实验室笔记上的数据后，申诉调查小组还认为，ORI 没有从别的研究员那儿检查充分的笔记以建立一个正常的关于Kari欺骗的判决。针对ORI 从统计分析发现的一系列数据都不是随机性的，因而“有可能是伪造”的结论，申诉小组也提出了他们的疑问：一般说来，ORI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别的分析技术可能会导致与此不同的结论。申诉调查小组最后拒绝了所有的统计和法学分析结论，认为没有什么独立的可信服的证据能证明Kari有欺骗行为。申诉调查小组还宣称， 大多数有争议的数据都不包括在《Cell》论文中或者错误“非常微小”。他们强烈地批评了政府对案件的参与，并对O’Toole的记忆和她处事的客观性有所怀疑，还暗示经济情报局的客观性是处于Dingell委员会的威胁之下的。
经过申诉调查小组的重新内调查，1996年9月，即该案件被指控十年之后，终于由DHHS宣布该事件告一段落，并为kari洗脱罪名，决定对Kari不给予“任何惩罚”、“不采取任何行政措施” 。至此，这场拖延了十年、复杂而且棘手的案件终于宣告结束。目前Kari 已在Tufts大学的病理系任助理研究员，Baltimore 也将领导一个NIH 基金资助的AIDs疫苗小组。
结束语：小平同志曾说过，“科学界的争论应该由科学家自己解决，不要进行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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