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或者说中国的专家们，缺乏的多半不是专业和知识，缺乏的是人格和尊严，因此一到利益面前，就把自己的灵魂依附到了对方身上，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拿些蝇头小利，就疯狂地替对方做假帐，出真“科研报告”，写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所有“科学文章”，其结局，就是在伤害弱势群体的同时，伤害公众，伤害环境，最终，也在伤害自己，伤害自己所提供服务的利益集团。
在波兰波兹南开的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大会，据说有一份报告提及中国的环保组织“很不专业”，对许多项目最多只能盲目地提出“停建”和“缓建”的要求，而无法参与更多的对话，无法提出合适有效的解决方案。
因此，有一个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国某媒体的“科学记者”，撰文说，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长于意识形态宣传，弱于实质性的调查研究”，对一些环境争议提不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所有问题都用“停建、缓建……”来应对，“这样是不行的”，应当更加专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NGO缺乏科学背景，盲目地以‘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为最高原则。但是因为他们不专业，结果很可能从长远来说反而伤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段话对，因为我也算是或者曾经算“科学记者”——在中国，所谓的科学记者，不过是按照业务对口的模式，对报道科学新闻、科学事件、科学人物、科学观点的媒体工作人员，本身是不是真懂科学，本身是不是真对科学有兴趣，是很难说的，因此，我在作为科学记者的十多年经历中，经常发现有许多人指责我们“科学记者不科学”；有人甚至武断认定，报道科学的记者应当在大学期间是学习科学的，研究生期间也是研究科学的，万一上到了博士，博士期间更应当是属于“科学共同体”的，如果你是学文科出身，学英语出身，学新闻出身，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报道科学。
那么，真正的科学家就专业了吗？我想，一个人的专业，不仅在于他在本领域内的通达，也在于他的传播能力，更在于他在面对现实的勇气。论起专业设置，中国的所有学术都应当是极其发达的；就像论起政府管理，万能型的机构设置，让中国的民间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业务必要”一下。论起专业能力，中国大量的科学家似乎个个都以掌握巨量科学知识为荣，都以科学圈外人士不理解科学、不传播科学为耻。
中国的科学家群体肯定是比民间环保组织群体要强大的，其专业性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但是，当面对一个事件需要“科学家”们以专业知识来表态的时候，出现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些科学弱势体，以往的知识瞬间烟飞云散，以往强悍的生命瞬间萎顿，以往的“高水平论文”躲在蒙尘的柜顶，吓得气都不敢喘一声。
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科学奴隶，就是一个科学败类；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用科学来替利益集团卖命的人，就是一个用科学来给自己谋福利的人。潘家铮院士可谓科学矣，可他让中国无数的大河都碎尸万段；张光斗院士可谓科学矣，可至今自己以科学的名义对三门峡所犯的错误坚决不肯认错，甚至说“我当年也是反对三门峡的 ”；那些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专家可谓专业矣，可他们个个都在明知有无穷后患的项目书上签字放行；那些天天都在监测中国水质量、监测中国空气质量、中国土壤质量，并依靠这些监测晋升福利的高级工程师们可谓专业矣，可他们出具给公众的报告每一个数据都充满了无情和虚假；那知道人工纯林对生态伤害的沈国舫院士可谓专家矣，可他站在生物多样性极差的桉树下，公然声称“桉树林”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那制定垃圾焚烧场离居民区三百米就足够的清华大学固废处理教授聂永丰可谓专业矣，可当他用“数学模型”设计出这个理论值并推动环境保护部实施的标准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中国垃圾焚烧炉的烟囱会排放出什么样的物质吗？
因此，因为美好情感没有泯灭，才得以艰难长成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中国各类型公益组织，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扩张过程，才充满了社会纠编的意义。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科学知识缺乏，而在于心灵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财富不足或者能量不够，而在于能量乱流或者说财富滥用；中国现在恰恰不是缺乏科学传播，而在于缺乏情感滋润。你随便观察一下就知道，中国几乎所有草根型的民间环保组织，其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文人或者多少还具备“人文能力”的人，梁从诫等自然之友“四君子”是如此，学哲学出身的廖晓义也是如此，学信息管理出身的汪永晨是如此，当记者出身的霍岱珊也是如此；农村妇女田桂荣是如此，农村妇女韦东英也是如此。
中国这几十年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把我们身上的文学能力给逼退了、甚至阉割了，全社会弥漫的不是金钱的恶臭，就是暴力格斗后淋落满地的鲜血；全社会追求的，不是以阴谋来夺取控制权，就是以贿赂来获取“开发权”；全社会在践行的，不是压制，就是欺骗。中国这几十年最大的失败，就是一些科学人士洋洋得意地替人卖命以谋取自身荣誉的时候，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居然毫无罪恶感地到处宣称自己的学术成就。想像一下，这样的国度里这样的科学家，能给人民，能给弱势群体，能给我们的发展欲望，带来多少益处？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缺乏NGO传统的国家，这样说，并不等于几千年来我们的民间没有人在做善事，我只想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缺乏有组织、持续性地、多角度地做善事的传统，因为这种愿望随时会被压抑、行为随时会被砍断。传统缺乏的原因不是因为民众没有需求或者没有能力，而是因为统治者过分强大或者只考虑满足自身的掠夺欲望。
专业化其实没什么稀奇，任何理想一旦机构化、落地化、实践化了，专业化就是必然的事。虽然中国社会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专业化设置了无数的“专业阻力”，但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公益组织，都有一种自觉，都知道要机构化地践行理想，必然要专业化。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不仅其身上的专业性在逐步充实，关注的角度也在多样化，工作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有效。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身上有两点是最可爱的，一是有正确的知识和情感，二是有相对美好的工作方式。
近些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王灿发教授推进的中国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以专业性的法律知识来提升受害者的对话能力；也出现了马军带领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所推出的中国污染地图，用中国政府各部门公示的报告，来揭示中国的环境污染真相，以利于公众迅速掌握。即使是被视为最“长于意识形态”的汪永晨和廖晓义，也在长期的实战工作中慢慢地积累着经验。汪永晨向来是第一线的环保人士，她的“第一线性”不仅是写文章快、多，参与速度快、情感浓烈，而在于她一直具备现场调查的基本修养，她三年前就推出的“江河十年行”，可以说是中国目前为止对中国西部江河遭受重创实况的是有力的调查研究；而廖晓义从前年开始大力传播“乐和生活”，为此不惜让自己的理念、让自己的机构推倒重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她积极参与了灾后重建，开始想把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建成“乐和家园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甚至强力要求自己创办的北京地球村整体转型，收缩北京办公室，强化四川办公室，目的无非一个，希望找到“中国式环保”的理想模式，希望让正在空心化、弱势化的中国农村恢复元气，希望中国从传统文化身上吸取元气，以补养一下当前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身体空虚、精神脆弱问题。
当我们看到，本该专业的科学家们不专业，或者不在“该专业的时候专业”，而一味地要求民间环保组织们专业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有些人是居心叵测的。当我们看到，指责“长于意识形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想要让民间环保组织去除身上这份对中国大地、对中国社会的美好情感，蛮横地要求环保组织冷冰冰地专业化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科学的——他们是如此的崇拜科学，以至于到了迷信的地步，到了专制的地步。
其实所有的“科学”或者自以为科学的人都知道，人身上、社会身上最朴素形态、最基本形态、最常规形态，是文学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支撑。我们没有科学可以活着，甚至活得更好，但我们没有文学，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们没有政府的“管理”可以活着，但要是没有底层社区之间自如的互相沟通，我们也同样一天活不下去。
在中国，环境保护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保护环境，而在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人文学情感复苏、中国的传统精神再生、个人生活重归美好态，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激发之益。民间环保组织只是一个支点，而它能撬动的，绝不仅仅是专业，而是美好情感。
科学和专业救不了中国环境，只有美好情感才可能救中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好情感，再好的知识会被乱用；如果没有美好情感，知识该勃起的时候，你却发现，它不是阳萎，就是早泄。用满大街上贴着的“非法小广告”上的专业术语来说，科学、科学家、专家们，遭遇“现实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遇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
本文转载自搜狐绿色 作者：冯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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