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时，我有一晚住在衣阿华州的农民Gary家。Gary只耕作2英亩土地，是一个小型的社区支援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农场。晚餐中，我们谈起了食物收益的分配结构。Gary深有感触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麦片，问我：你说，这盒燕麦片我们农民能得到多少钱。我当时刚去完位于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大型农民合作企业——有机谷（Organic Valley）调查，读过他们的资料，也读过华盛顿一家研究机构的报告，知道农民总体上从食物价值分配中得到5％左右。Gary见我给出了比率，就拿起自己的计算器摁起来，结果是1.43%！他告诉我，这盒美国人最常见的早餐食品，在超市中至少卖3.5美元，而出售燕麦的农民，只能从中得到5美分！早已经讶异于食物利益分配不合理的我，听到这一结果，又再一次讶异了：是什么因素，让我们公认的食物生产者——农民，只得到全人类每一个人每天都要付出的庞大食物价值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如果作为世界现代农业样板的美国如是，多年来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中国农民，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岂不更加如是？！
如果我们还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一日三餐来源，就让我们一同思考食物生产和消费体系，看看我们日用食粮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一、食物美元给了谁？
1.1 农民仅得到5％
实际上，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食物价值，却越来越少。由图1.1（下图）可见，以197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在2000年超过了1970年的30％。但是，30年间增长的这30个百分点食物消费，不仅没有转化为农民的收益，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收益反而在大幅度下降。在2000年，美国农民获得的收益，不足1970年的80％。两相比较，差距扩大为50个百分点。这50个百分点的食物价值，到底去了哪里？
若我们研究一下食物价值的支付结构，可能就能将一双“看不见的手”，清晰地拉出来。由此，我们也会逐步理解，1950年代以来，美国一半以上的家庭农场走向破产兼并的原因。
图1.2 美国的食物支出去了哪里? (1910－2020)
我们大部分的（实际上，几乎是全部的）食物花费，都并非给了农民。这意味着，伴随越来越多的金钱移入全球食物体系，农民所得到的金钱，却不断地受挤压而减少。加拿大Saskatchewan省农民，前加拿大国家农民联合会主席Nettie Wiebe说：“当全社会对食物的原材料生产大打折扣时，这只是对农民大打折扣，甚至视其毫无价值的第一步”。换言之，一个社会如果连农民都不尊重了，还会尊重他的食物吗？
食物美元（food dollar）衡量食物消费者支出的每一个单位的美元，最终流向了哪里，主要用来衡量食物价值的利益分配。图1.2表明了消费者支付的食物美元的流向结构。
由图可见，1910年至今，美国的农业投入份额（最下面阴影部分，input share），大体在10-20%之间波动，这部分投入为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代表消费者为食物的初始生产成本，所付出的价值。但食物的市场份额（最上面阴影部分，marketing share），却由 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达到75％左右。而一直作为食物生产者代表的农民（中间部分，farm share），1910年还能获得近40％的食物价值，到1997年，下降到8％。根据美国农业部、部分研究和有机谷提供的资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而此时市场份额部分已经高达 81％！由于美国的农业投入品供应商和食品加工商，通常隶属一家大公司，或有联盟关系，被产前成本和产后价格两把钳子夹在中间的农民，在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中，所占份额只能不断地降低。资本化食品体系对农民的挤压，由此可见一斑。
在每一个食物美元中，农民仅能获得5分钱的份额！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但也颇为无奈。而且，从趋势看，农民在食物份额中所占比重，还在一步步收窄。以致于舒尔茨语境下的美国理性小农，可能因为逆向淘汰机制，不断地因为经济考虑而破产、转业，或者兼并其他农场，从而数量不断减少；而恰亚诺夫和斯科特语境下的小农家庭农场，则不断地退守一隅，勉力维持生存，因为留给他们的食物价值，是很清楚的农民家庭生存成本，当家庭生存成本都难以维系时，他们不得不加入了卖出农场，逃离农村的行列。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对苏联、东南亚和中国农民的实证研究，就会知道，小农家庭农场的生命力，因其仅仅维持消费所需的经营目标和独特的经济核算机制，比产业化农场要顽强得多，但在美国，他们却因经济因素无法解释的原因，被打败了，直至无法生存，相继被逐出市场为止。
1.2 家庭农场破产超过60％
由于贸易条件和政策支持都有利于产业化农场，巨额农业补贴也一个子儿不拉地全部流入产业化农场（1.5会详述），使得经营产业化农场几乎没有财务风险，也使得产业化农场能够长期地在市场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生产。这样，小规模家庭农场无力维系，被迫步入大规模的破产兼并行列。可见图1.3。
图1.3 美国农地规模、农场数量与农场平均规模（1930-2006）
由图1.3可见，自1950年以来，美国的农地规模大体稳定，略有下降，由1950年的12亿英亩，下降到2006年的9.3亿英亩，是中国农地规模的 3.1倍（但美国8种商品化农作物播种面积一直相对稳定，在2.5亿英亩左右，约合中国亩15.2亿亩），但农场数量却由1935年最高峰的 681万家，下降到1950年的565万家，再下降到2006年的209万家，目前农场数量不足1935年的31％，1950年的37％。1935年以来，470多万家农场破产兼并，而主要农作物耕作面积并没有减少，是因为兼并主要在商品化作物之间进行的。由此，带动了美国农场平均规模一路上升，由 1950年的213英亩，上升到2006年的446英亩，平均规模扩大了一倍多。这样，美国小型家庭农场，在政府（商品粮政策）和商业资本（控制食品生产和经销价格）的双重挤压下，在商品化的种植业中，已经无法生存，只能破产兼并，或转作其他农作。作为被产业化，被资本化农业和食品体系定义的农民家庭农场，不得不走上了“要么变大，要么走人”（get big or get out）和“要么接受，要么走人”（take it or leave it）的别无选择的独木桥。
1.3 要么变大，要么走人
为什么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绝大部分并没有留在农民手里？
美国的主流研究者，给出了一个经典解释：由于面临“要么变大，要么走人”的强大市场压力，只有大农场才能提高效率，原因在于大农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运作，所以，他们取代了小农场。仅从经济意义考虑，这似乎不错。规模经济可以让大型拖拉机能够覆盖更多耕作面积。更大规模，还意味着购买上的规模经济，以及经济投入，比如贷款上的议价能力。卫星定位的联合收割机（satellite-guided combines）以及其他设备投入等，使得耕作越来越趋向典型的资本密集型。
但是，规模经济并不意味着大农场效率更高，更不意味着大农场比小农场更有利于生态多样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消费健康，恰亚诺夫（1925）以及后来的许多基于实证调查的研究者，如斯科特（1976）、黄宗智（1985；1990）都已经证明了，追求利润的产业化大农场，在生存能力上，远远比不上追求消费资料满足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美国的数据也显示，小农场才具有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大农场之所以挤出小农场，不是在于其经济效率高，而在于其能够承受更低的边际利润。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但可以以更低的价格销售。这样，当食品加工商压低价格时，大农场仍然因其规模巨大，有足够的利润额可以生存，而小农场则因为利润额（不是利润率）太低，无法对其生产活动进行补偿，甚至无法维持家庭生活所需，从而不断步入破产和兼并路途。大农场则不断地兼并其他农场以扩大规模，从而能以更大的耕作面积维持和提高其利润额，同时，也能争取到更多的政府补贴（下文中的表1.2还会对此分析）。所以，虽然大农场与小农场相比，可以有更好的议价能力，更优惠的贷款利率，但由此产生的好处，并不由大农场占有，而被食物加工商拿去了。而且，农民、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并没有从消费者的食物支付中，得到任何好处。
在美国，由于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所驱使，被政府补贴政策误导和产业资本控制的农业，走上了基因农业、石油农业、化学农业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物与作物的多样性的丧失，资本投入与能源消耗的增加和环境破坏的加剧，从而从可持续农业模式，转变为自杀式农业耕作模式。但是，近50年来，这种模式带来了价格低廉的粮食价格，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廉价食品体系，从而以其咄咄逼人的竞争力，将全球其他地区的农业耕作（尤其是大宗农产品的耕作和规模化养殖），逼上了同一辆战车，使得美国大农场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现代农业的样板，被不断地模仿和复制。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和食品体系，也从此走上了不可持续的不归之路。
1.4 由常平仓，到农业补贴
当然，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经营，与其“人少地多”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国情类似的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模仿这一模式的基本资源条件。但为何世界上许多国家，又似乎别无选择地加入这一不顾本国国情，不可持续的模仿之路呢？问题还需要继续揭示：
早在20 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有感于农业作为私人物品经营对国计民生的灾难，开始介入农业生产。当时最主要的标志是逐步建立农业常平仓制度以稳定农产品价格、提供农业信贷、稳定农地规模和粮食产量。农业常平仓制度的一个核心机制是“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使得粮食价格平滑化，也为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赢余。这项制度，使得农民的种植，有稳定的收入预期，自然使得粮食的年产量，可以稳定在一个大体均衡的水平上。农产品的加工体系、城市居民的消费体系，也可以维系在一个稳定的数量和价格上。
这样一个以价格收入支持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常平仓制度，自然得到了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也直接促进了美国的农业进步。但是，从粮食储备制度中尝到好处的少数粮食寡头，并不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制度。在他们多年的动员和游说下，粮食储备制度受到怀疑，自1996年起，新的农业法案实行，以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政府不再通过粮食储备抛补去纠正粮食市场扭曲，而是简单地支付粮食加工商收购价和农民维持农场可持续的价格差。市场价格高，则减少补贴；市场价格低，则增加补贴。这给食物集团扩大其利润边界，压低粮食价格并挤占补贴，大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农业补贴制度的出台，使得粮食寡头得到低价格粮食的几乎所有收益，也将每年的粮食补贴尽数收入囊中，并且建立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食物竞争力——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廉价食物体系。于是，他们继续在国内和国外扩张自己的疆域，营造一个由他们所控制的单一食物体系，逐渐形成一个食物帝国。这一帝国，以少数几个食物集团为核心，以市场扩张、粮食援助和政治游说为基本手段，不断将全球农业生产和食物经销体系，纳入其版图，从而使得各国的农业生产和食物经销体系，都在控制之下。这一强大资本，由逐渐扭曲食物利益的分配结构，到逐渐扭曲食物加工结构和贸易体系。同时，也扭曲了消费者营养体系，使得公共健康体系受到巨大威胁。
1.5 扭曲，以及被定义了的消费者
我们先将视野聚焦到消费者这里，看看支付了越来越多食物价值的消费者，是否得到了满意的食品？
睁眼一看，情况十分不乐观：伴随食物消费的增多，一个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出现了，穷人越来越肥，富人越来越瘦；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在飞快地变高变胖，发育提前；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步先发国家的后尘，其国民同样患上了肥胖症……
为什么穷人、穷国家和刚走向富裕的阶层和他们的孩子，都变成了胖子，而真正的富人，却体态正常或消瘦，似乎显得比穷人更加营养不良呢？是谁让我们“打肿脸”，充起了胖子呢？实际上，正是农作体系的失衡，带来了食物加工体系的失衡，从而带来了消费者营养结构的失衡。
表面看，美国人的餐桌在丰富，中国人的餐桌在丰富，世界上正在发展中的各国国民，餐桌都在丰富。越来越多的各类品牌的食品，摆上了商场的货架，让我们感到琳琅满目甚至目不暇接。在电视、杂志、报纸等各个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营养广告、营养专家建议，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饮食潮流，在冲击着人们的胃肠和心灵；“ 情调”、“格调”、“风尚”、“品位”等等定义，让一个又一个的消费者，落入了表面上追求个性化，最后却是脑袋被格式化和标准化的陷阱。一个又一个的消费者，削尖了脑袋要迎合被产业资本定义的格调和风尚，却又一个又一个地掏空了钱包，却落入了不健康、不自然之中。世人就是如此的可笑，而又是如此的可怜！我们可以由图1.4的广告支出看出。
图1.4 食物与饮料公司广告费用与美国农业部营养教育预算比较（2003，10亿美元）
由图1.4可见，美国农业部3.33亿美元的营养教育预算，与食物与饮料公司的“营养教育”相比，少的可怜，仅是百事可乐一家公司（12亿美元）的27.8％，是食物集团（66亿美元）的5％。消费者被谁教育，被谁洗脑，由此一目了然。
实际上，在产业资本控制的食品体系下，所有商品和宣传的出资人，正如《粮食政治入门》的作者早在1982年所指出的，基本上是“目中无人”。出于利益的缘故，他们眼中只有“消费者”。如果猫狗在消费他们的商品，那么作为“消费者”的猫狗，必然比自给自足体系下的“人”（比如极少参与食物市场交换的自耕农），更值得他们敬重。事实也是如此，被主人疼爱的猫狗，常常比人更像“消费者”，所以更得出资人的重视。实际上，再进一层，“消费者”在他们眼中，也不算什么，他们算计的只是“消费者的口袋”。为了让消费者掏口袋，就不得不对消费者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文化价值观重塑。于是，广告宣传、文化渗透、品位塑造、格调提升等等，让经过洗脑的消费者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表面上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背后却是满足他们的利益而消费。
我们将以农产品价格结构的扭曲，来说明一下按配方喂养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罹患肥胖症的背后原因。
1.6 造成扭曲的农业补贴政策
我们知道，农业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人的作用只是播种、田间管理和收割，却不能使作物生长。因为空气、阳光、雨水等作物生长的条件，直至种子本身，都不是人所能创造和控制的。所以，人必须与神创的自然相和谐，才能得到农作的收成。作为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最明白自然之道的农民、渔民，牧民等农作者，自古以来，都最具有敬虔的本心，也能过着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在美国的一年，笔者看到，就一个社会群体而言，也只有农民们能普遍敬畏神，坚持每个主日去教堂礼拜。但是，伴随“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农业政策上的作用，人造的农作和食物体系，在系统地向自然挑战，在系统地劫夺神的荣耀，系统地劫夺农夫的劳作，并使人天和谐的规律，被打破了。
让我们以农业补贴政策出发，来说明一个人造的世界食物系统的形成：
实际上，正是美国的对商品化农产品实施的补贴政策，一直在推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最终，形成了一套人工的食物生产、加工与消费结构：
（政府）商品粮补贴→（农业）商品粮生产→（公司）低商品粮价格→（公司）低价格食品加工原料→（消费者）低食物消费结构和消费分野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这一补贴，主要针对20种重要的商品化农产品。在这其中，8种主要农作物（玉米、大豆、小麦、高粱、大麦、燕麦、棉花和大米），约占美国74％的农作面积，也得到了每年大约 70％-80％的政府补贴。产于商品粮生产的农民，计算补贴的公式很复杂，取决于基本耕作面积（base acreage）、市场营销协助贷款（marketing assistance loans）、贷款不足的支付（loan deficiency payments）、分拆支付（decoupled payments）以及反周期支付（countercyclical payments）。商品粮市价高，则政府补贴就低，市价低，则政府就支付高额补贴。这使得政府每年的补贴额，可能有大幅度的变化。比如，2005年的补贴额为243亿美元，而2006年则为165亿美元。
在1995-2002年间，美国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年平均142.5亿美元。补贴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公司，12.5%是“水土保持项目”（conservation programs），另外7％用于自然灾害救助方面。但是，这些补贴的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
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早已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产业化农场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以保持竞争优势和得到更多补贴。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只能在无补贴的其他农作物上生产，并依赖地区性贸易体系，以维系生存。
在2002年，美国还通过了一个新的农业法案，叫做“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该法案将美国基本农业补贴体系再延长10年，预计补贴总额高达 1900亿美元。这样，主要商品化农产品的价格，还将进一步推低。
由图1.5可见，美国对商品化的农产品的补贴，在 1990-1996年间，一直在1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Farm Bill）后，加大了农业补贴，1998年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但是这200亿美元的补贴，表面上是进入了农民的口袋里，实际上，农民的农场收入，在近些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图1.5 美国的农业补贴和农场净收入（1990-2000）
实际上，1996年新一轮农业政策实施后，美国农场的全国净收入，由一度的540亿美元，下降到不足500亿美元。表面看，1999年以来，政府补贴已经连年超过农场总收入40％以上，其中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农产品支付每年大约就有165亿美元，等于美国农场主现金净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USDA，2004），来自政府补贴。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从不断上涨的农业补贴中，得到任何实惠。
那么，每年补贴的这200亿美元，到底给谁拿去了呢？
结合图1.2和图1.4，我们可以轻易地做出基本判断，是上游的农业投入部门，和下游的农产品储运、加工和销售部门，拿走了几乎全部的补贴。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又拿走了全部的农业补贴。
这样的逻辑是：由于大量农业补贴落在商品化农产品上，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上，从而使得美国慢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食物帝国。食物帝国主要由一些食品联合体组成，他们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从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以致于这样的利益分配结构已经固化，并从其美国大本营，不断伸出巨掌，在捕获列国。
1.7 按配方饲养消费者和催肥效果
更进一步，这些公司已经集结成少数几个食品集团，大幅度扩张自己的经营领域。以致于涵盖了农产品投入、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每一个环节。于是，他们由利用低价格农产品，到废弃自然界成百上千种基因谷物，而有选择的只让农民种少数几种高糖或高油的谷物，使得一两代前还十分自然的食物结构，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人工食物结构。这一食物结构，主要建立在对廉价的人工配置的高糖和高油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利用上。而健康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钱的政府补贴，其生产规模相对于需求在萎缩，消费人群越来越集中于中高收入阶层，其价格也在不断地上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扭曲的粮食补贴政策，带来了扭曲的食物生产结构，进一步带来了扭曲食物价格体系，从而带来消费者扭曲的食物营养结构。一个又一个表面自由和自主的消费者，变成了按公司开出的食物配方喂养自己的食物消费机器。我们先看图1.6。
图1.6 美国的食物价格变化（1985-2000，美元）
由图1.6可见，在过去的20年，美国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已经上涨了40％，而软饮料、糖类、油脂类以及饲料家禽等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软饮料价格下降了20％之多。
图1.7 美国食物消费中人均摄取的糖和脂肪数量（1970-2000）
扭曲的食物价格结构，进一步扭曲食物消费结构。我们通过图1.7来简单说明这种按配方喂养消费者的原因。对商品化农产品的高额补贴，以及对这些低价格商业化农产品的大量投资，使得美国公民，越来越多地食用这些高糖和高脂肪的食品，1970年以来，人均对油脂的食用量就在不断攀升。1980年以来，糖类的人均食用量也在不断攀升。于是，美国人在不断地胖起来，孩子们在不断地发育提前。当富人们普遍地感到食品健康问题后，又出现了巨大的花钱买健康的消费浪潮，出现了美国人食品消费结构与体形的巨大分野，收入差距，带来了体形与健康差距。
实际上，在图1.2中，我们已经隐隐约约看到，是农业投入环节和市场环节，在不断地挤压农民的收益。但这种力量由何而来，为何能将农民的劳动所得，几乎尽数拿走，并实际上拿着产业化的配方，在饲养消费者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请出两位主角，看看将食物王国的建立者，将食物商品化的公司，以及更为隐蔽和间接的食物政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将食物政治化的政府。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文献来源于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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