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个主角
2.1 公司，以及食物的商品化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食品集团，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的财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之后，他们再进一步通过游说政府，控制市场和更为深入的消费者洗脑，将食物商品化后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充到全地区、全国、全自由贸易区，直至全球。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食物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食物巨人，再看一下这些食物巨人如何强强联合，从而实现由生产投入到食物零售等食物链条各个环节的无缝联合。以全面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2.1.1 食物帝国背后的食物巨人
在行业竞争力研究中，常用四公司市场占有率（即最大的四家公司占全部市场份额的比重），来衡量一个行业的集中度。实际上，这也是垄断度的指标。资料显示，农业食品领域的行业集中度，大到了其他行业难以匹敌的地步。见表2.1。
表2.1向我们显示了部分农业食品的集中度。可以看到，销售的肉类集中度，基本上都超过了一半，牛肉包装，竟然达到了84％。面粉加工与豆油压榨，集中度达到了六七成，连技术含量不高，投入成本不高，本应十分分散的牲畜饲料加工，也达到了34％。在似乎琳琅满目的食品背后，几乎每一类食品，都是由几个食物巨人生产出来的！
而且，各类农业食品的集中度，近几十年来，都在迅速的走向集中。比如，牛肉包装四公司集中度在1990年为 72％，1995年为76％，2000年为81％，2005年为83.5%。这四大公司是Tyson，2004年每日屠宰36000 头；Cargill，28300头；Swift& Co.,16759头；National Beef Packing Co.，13000头。火鸡生产的四公司市场集中度在1988年为31％，1992年为35％，1996年为40％，2000年为45％，2006年则达到了55％。这四大公司是Butterball LLC，14.2亿只；Hormel Foods (Jennie-O Turkey Store)，12.7亿只；Cargill，9.6亿只；Sara Lee，2.6亿只。豆油压榨的四公司市场集中度在1977年为54％，1982年为61％，1987年为 71％，2002年为80％。前四大公司为ADM、Bunge、Cargill和Ag Processing Inc.，其中前三大公司就达到了 71％。
食物集团的手，不仅停留在加工环节。还进一步伸向投入环节。使得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多种生产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我们以种子为例，看生产投入环节的集中度。见表2.2。
表2.2和2.3则表示了在产前投入的主要环节——种子的垄断程度。孟山都（Monsanto）等大公司，对种子的垄断，导致了仅有少数经过他们转基因处理的种子，才能得到大面积种植，而自然界里的几百上千种同类型的种子，则被排斥在规模种植之外。从而，使得人类的食物，从最初的原材料开始，就走向单一化。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份额，销售额2004年达28亿元。实际上，若再计入杜邦（Dupont）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种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他们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他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是农作多样性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多样性的丧失，更加是人类从食物上更加脱离自然，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进一步被食物王国掌控，从而不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沦为资本和强国的服膺。
即使到了食物的销售环节，仍然在大公司的控制之下。由表2.4可见，在全球十大食物零售商中，美国占了一半，其中，沃尔玛（Wal-Mart）又是遥遥领先的。
表2.5则进一步显明美国前五大食物零售商的零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变化。总体而言，大的食物公司销售增幅很大，市场占有率在不断提升。除第五大公司 Ahold外，其他四大公司增长迅速，而且，越大的公司，增幅越大。若从更长时期的历史数据看，零售额的集中，是十分迅速的。在1997年，前五大公司的零售额市场占有率为24％，2001年提高到38％，2004年为46％，2006年则达到48％。
这样，由大公司控制的各个食物环节，不断对农业生产者形成合围包抄，致使食物利益的分配结构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生产者，也不利于消费者。最终，形成了资本化农业对食物链条的全过程控制。
2.1.2 对食物链条的全过程控制
食物美元分配结构的转换，与食物生产链条的高度集中相伴随，从种子、除草剂的购买，到农场融资以及零售，都是如此。例如，美国的一个公司的发言人说，Philip Morris和Nabisco的合并，会拿走美国食物美元的近10％价值。而在加拿大，3家公司，控制了超过70％的化肥销售；5家银行，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农业信贷；2家公司，控制了超过70％的牛肉包装；5家公司，支配了食物的零售。这么高的垄断，使得涉农企业，可以轻易地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农民以投入品，而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
更为严重的是，高垄断及其不断的集中和发展，在进一步扩张其利润空间。农民、消费者甚至政府，越来越无法选择，只能接受食品公司开出的菜单！
密苏里大学的农业社会学家Bill Heffernan说，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现在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a seamless and fully vertically integrated control of the food system from gene to supermarket shelf）。比如，以Monsanto和Cargill建立伙伴关系为例，他们控制了种子、化肥、农药、农场信贷、谷物收购、谷物加工、牲畜饲料、牲畜生产与宰杀，以及许多著名的产业化食品品牌。对Cargill这样的公司来说，这样的联合使他们极大加强了对成本的控制，从而产生显著收益。但对于一个种植玉米的农民来说，他别无选择。想购买种子？如果Cargill公司是方圆一百英里范围内的惟一的农资和储运公司，他又只卖几种Monsanto生产的，专用于其压榨、储运或饲料加工的玉米种子，你就只能买这几种。你如果不种Monsanto的种子，你就找不到一个能卖出你玉米的市场。需要种子贷款？你得去 Cargill拥有的Ellsworth银行，你得告诉他们你用来买Monsanto的种子，Cargill的Saskferco牌化肥。一旦玉米成熟，如果你不接受Cargill所说的收购价，你就只能拿这些玉米去喂你的猪了！即使喂了猪，你想卖高一点儿的肉价，对不起，只有Cargill的Excel 公司买你的猪肉。你若要继续躲开Cargill，脱离伤心的乡村生活，移民到城市去。你就成为了那60％的被破产兼并的失败农民中的一员。但即使你逃难到城市里，仍然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你买的玉米片，是Cargill提供的面粉生产的，其他的食物，都与Cargill有关，因为本地不接受Cargill 指定生产方式的农民，都像你一样破产移民了，你吃不到本地的粗燕麦了，你只能买工业化玉米片，而主要的工业化玉米片，都是由Cargill生产或供货的。货架上的大品牌玉米片，价格似乎都是那么高，因为这些公司，总可以让市场供不应求。
Heffernan警告说，伴随食品联合体纵向一体化的巩固，“全球食品体系中，给独立农户留下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农民们在加入食品公司联盟的合同面前，面临另外一种严峻的选择：“要么接受，要么走人”。过去二十年，美国按订单生产的农产品，从10％上升为35％，超过原来的3倍。食品体系中如此之高的集中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在面临食品公司给出的合同前，别无选择。
在北美，三个食物联合体（ConAgra/Dupont，Cargill/Monsanto和Novartis/ADM），已经在北美市场的食品链控制，并逐渐扩散至全球。图2.1仅是其中一个联合体的控制图：
当食品联合体不断扩大其食物美元份额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时至今日，已经毫不奇怪，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包括补贴、税收优惠、环境立法等，从国内，到国际，都不再有利于农户。比如，食品联合体掌控了私人与公共部门领先的农业研究机构，使得像美国农业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简称USDA）这样的本应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影响是间接的，比如在政府资助的决定上。但即使这样，有时的研究倾向也非常露骨。比如，当 Novartis公司提供2500万美元去资助一个研究机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开发生物技术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Novartis公司有第一选择权，去拒绝任何可能取得专利的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资助的伯克利，就有很强的激励去开发绝育种子，从而将利润从农民手中移走，而非开发有利于农民和公众利益的技术。即使是一些名为为农民谋利益的政策，比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最终都是由食物贸易商、加工商、分销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被写入GATT，并进入WTO条款中。在此之前，许多国家还都有一个保证其农民就业和收入的本国食物体系，但伴随食物帝国的侵入，这些国家的保护都被去除。食物巨头们让世界各国的农民们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直接竞争，而坐收渔翁之利。
联合国粮农组织（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简称FAO）曾估算过16个加入GATT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得出如下结论：“据普遍报告，总体趋势是农场走向集中”，小农进一步被边缘化，农村贫困和失业状况更加恶化。在这样一个世界体制下，小农微薄的农业利润不断被瓜分，瓜分到最后，连自己的生产成本都没有办法补偿。此处可引用一下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也就是说，在 WTO自由贸易体制下，世界各国的产粮农民，实际上是被迫在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而不是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表面看来，好像是各国的农民在打粮食，美国的农民也在打粮食。各国农民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可是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补贴，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他的价格可以大大低于其生产成本销售，在价格上，他国农民根本没有优势。
况且，美国产业化农场通常有几千英亩的土地，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土地面积狭小，比如中国，一个农户的家庭农场，平均6到7亩地，合成英亩，只有1亩。而美国通常是一个农民经营整个农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家庭绑在这1英亩地上，如何跟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各国的农民种什么，什么不赚钱，是必然现象，不仅是中国如此，哪怕在美国，家庭农场都是如此。农民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因为美国低价销售出来的粮食，用作饲料，去养羊、猪、鸡，等等。上游的产品已经便宜许多了，下游的产品，自然便宜。美国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又几乎都是机械化的养殖场，猪肉、牛肉、羊肉、所有奶制品的价格，都会比你低，所以发展中各国的农民养什么，什么都不赚钱。这是我这几年在农村调查，听到农民最多的反应——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不赚钱。这是目前的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WTO主张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
2.1.3 你别无选择
实际上，在公司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通过电视广告，大食品公司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夺去了他们传统的、廉价的、营养丰富的本地化食品，代之以他们的现代的、昂贵的、缺乏营养的工业化食品：
在《粮食政治入门》这本书里，叙述了美国食品公司将非洲加纳人廉价的营养品——鲭鱼和金枪鱼，通过资本与政治的同时进入，转化为美国公司的罐头，以及猫粮、狗粮，销往美国，以致于加纳的穷人无力消费已经变贵的鱼。作为原料提供者和劳力提供者的加纳，在整个生产环节，也只得到销售金额的9％。原因是美国的猫狗，比加纳的平民，更像消费者。
这些失去了传统的本地化食品的非洲人，被不断地拖出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塑造成为公司所需要的消费者。正如一家美国贸易杂志的资深市场评论员如此评价说：“我会把非洲人消费者描述成思维简单并且通常是一些不识字的人，但他们对质量敏感，非常愿意学习……（这使他们）极易接受广告……这些影响到他么年底广告将会给你早就一个全无先前品牌忠诚的消费者，雀巢的奶粉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正是这些广告，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付出了更多的钱，却得到了更少的营养。《粮食政治入门》这本书，更进一步描述了：“尤其是早餐麦片公司，如果你把他们的成本和产品价格与传统食品比较的话，你会认为他们就是在公路上打劫。消费者用一个肯尼亚先令购买到 900-3630卡的热量，条件是食用当地的玉米或面粉，而当地购买经加工的早餐食品时，他将只得到40至176卡。大盒装（500克）的盒装麦片需要肯尼亚最富裕地区一个劳力两天的工作，让人们希图这样的食品（带着白人的形象）不仅仅骗走了他们的钱，并使当地的文化和传统食品贬值。有时，这甚至就是杀戮，就像广为人知的‘婴儿食品丑闻’。新生儿食品公司向那些既无厨房设备来对瓶子消毒，也没有纯净水或足够的收入去买经加工的牛奶的第三世界母亲们推销产品，并用广告使她们确信，她们的婴儿食品比母乳更好。于是母亲们兑上不洁净的水或是弄得过稀，或是两者兼有，婴儿的痢疾病和死亡率达到如此之高，以致于世界卫生组织投票（美国是惟一的反对者）要求婴儿食品公司控制其广告，并发起‘母乳喂养’运动。”
2.2 政府，以及食物的政治化
产业资本，不仅在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前，显示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娴熟的控制技巧。在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面前，他们同样伸出其强大的手，从而捕获了政府。而被资本绑架的政府，也在国家利益和民主包装的掩护下，力图推动食物的政治化，从而使得食物的本来面貌，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品。粮食很早就渗入了政治因素。在中国，早已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哲学，更有明成祖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以及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的政治哲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工程”，以及“无农不稳”、“ 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农产品公共物品性质认同，也早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美国，食物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其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所谓的征粮派款、租税分成等方面，而是越出了疆界，成为国际间硬实力的一项标志。
这一标志的成立，先是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含蓄方式体现，后伴随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以更为清楚的国家间农产品贸易谈判与开放体现。
2.2.1 政治化的粮食援助
我们先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密秘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的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 80年代末苏联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时，一位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结果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比如，美国在兜售其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系统，同时使第三世界的食物系统变得与他们相似（在市场化和食物消费结构方面），也与其形成互补（在农业生产结构方面），其表现是，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又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其原因就是这些“最强大的国家将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粮食系统，由他们进行控制”。可悲的是，多数被控制国家，既没有驱逐那些统治国家，也没有发明自己的解决办法，反而在刻意地模仿富裕国家的粮食生产系统与食物产供销体系。在美国产业资本的宣传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盲目学习下，美国的食物系统被塑造为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系统。孰不知，美国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和食物生产能力，就足以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面包篮子”，都成为多余的“面包篮子”。《粮食政治入门》里面，就描述了美国如何成功地用粮食援助，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农民失业，沦为附属于美国消费需求的经济作物园工人，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让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瓦解，使得人人成为产业化食品体系的消费者，用更高的价格，买取更低的营养。以致于带来了这些国家更多的问题：
（1）无现金储蓄。产粮农民不得不在收获季节廉价卖粮，而又要在该年后半以昂贵的价格购入，以度过饥荒。
（2）无粮食储蓄。甚至连谷种都被吃光，通常也不需要自留谷种了，因为都换成了食品集团提供的转基因种子，农耕牲畜也卖掉了。走向不断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欠债度日的恶性循环。
（3）无安全的土地所有权。商品化和饥荒，成为地主夺取佃农土地的机会。更多失地的农民，又意味着更高的租佃价格和更低的雇佣工资。
（4）无工作机会。虽然粮价可能上涨，但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佃农而言，这不再意味着收益，而是成本。他们必须买粮，由此竞争十分稀少的工作机会，产生工资的探底竞争。
（5）无家可归。当自己祖祖辈辈耕作的土地，已经与自己无关，甚至连糊口的雇佣机会都没有时，农民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贫民窟的一员。于是，上演着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悲剧。
上述问题，带来的是对美国更多的依附，从糊口的粮食，到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整个农业产业体系，都变成了美国的原料提供者和农业投入品消费者，而原本自给自足的食品体系，则换成了昂贵的，由美国提供的产业化食品体系。
2.2.1 政治化的农产品自由贸易
资本化的食物集团，当然不满足于只挤压本国的农民、受援助国家的农民，它还要进一步扩张其疆界，将捕获的手，伸向世界各国，伸向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
作为一个文明发展的基础，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建立了一个立足自主的食物体系。所以，当工业品、投资品全球化大行其道时，食物体系较少涉足。当然，这不符合食物集团的经济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食物集团的商人，和美国政客们一起，致力于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于1990年代成功地将其纳入 GATT和WTO体系。
提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似乎是为了如下世俗理想：一国可以通过贸易途径，部分或全部解决该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世界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上述结论的成立，暗含着这样两个假设：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并且一国粮食贸易量对世界粮食供求的变化有足够的弹性；二是粮食贸易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只接受国际上贸易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国与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
但从实际情况看，上述两个假设并不成立。就前一个假设来讲，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就后一个假设来讲，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这在WTO议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GATT和WTO谈判中，农业可能是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领域。农业公司（Agribusiness corporation）寻求在大众食物、基因资源和农业上的寡头垄断地位，在政府以及全球、地区贸易协定中施加影响，创造让美国倾销其高补贴农产品的基本条件。于是他们通过游说政府，使得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他们的公司派出人员。比如，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直接与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食品集团——Cargill的执行总裁的推动有关。正是他代表公司利益，却出任美国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农产品自由贸易成为现实。在WTO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各国要想保持其独立的农业与食物体系，几乎不再可能。这一案例，反映了粮食商品化和政治化的绝佳结合，也使得世界食物体系都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围攻之下。
2.2.2 捕获政府
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是以公共部门的形象出现的。其干预应该是朝向促进社会公正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的。但是，由于政府及政治家也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理性人，管制者很容易被其权力租金诱惑，而被被管制者“捕获”，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一过程中，管制制度能够带来租金并因此成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对象，管制者则根据自身的效用决定管制所服务的利益集团，管制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家创造租金和攫取租金的工具。因此，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就不再有理想意义上的政府，也没有理想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只有利益集团。管制者依据其自身利益的计算，决定其服务的利益集团。在管制理论的鼻祖Stigler提出捕获理论之后，后来的一些极端的捕获理论更加认为：政治家利用管制创造租金，并通过竞选捐赠，选票，贿赂来攫取这些租金。“存在这么多特许权与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赋予官员们否定它们的权力，然后以提供特许权为回报来换取贿赂 ”。这个理论强调了管制对政治家和官僚的利益，即使当产业会由于管制而利益受损，管制依然会存在。
对农业和食物体系的管制权力，同样带来了政府租金的扩大。以美国两党所接受的政治献金为例，可以看出农业政策和食物政策的转变，有背后的“捕获政府”因素。政府也由扼杀本国和世界他国可持续农业和健康食品体系的帮凶，走到了主谋的位置上。
2.2.3 补贴全世界？
食物商品化和食物政治化两股力量在美国作用的结果，使得美国高额补贴粮价和低价倾销粮食，成为一个长期现象。图2.2描述了各主要农产品向世界倾销的比例变化。
图2.2 美国主要农产品的倾销比例（1990-2003）
由图2.2可见，美国出售到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均低于成本价，而且在1996年新一轮粮食补贴政策后，比重大幅度上升。倾销比例最低的大豆，达到了12％，而最高的棉花，则高达48％。
表2.7显示，不仅美国如此，世界10个提供农产品生产支持的主要经济体，政府用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方式，对农场提供生产支持，支持总额达到了2795亿美元，总补贴份额占农场收入的比重达30％。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于是问题产生了：一个经济体愿意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销售其产品，对于购买者本来应该是个福音，因为他们甚至可以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出售者愿意补贴全世界，让他去补贴好了！世界各国为何非但不去感恩，反而要用“倾销”的字眼儿声讨呢？如果站在理性人的角度看，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如果没有食品大亨的全球商业利益，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家的个人前途考虑，一个号称以自由、民主、平等立国的国家，为何要采用这种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手段呢？为何要通过WTO的强制机制，硬把自己的廉价货品“补贴”给全世界呢？但愿本文在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分析，能够有助于理解美国向全世界倾销其粮食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能够向读者显明农产品自由贸易背后的利益因素。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文献来源于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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