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怎么办？
作为被规定了必须参加农产品自由贸易，被规定了必须开放本国食物市场，被规定了必须纳入国际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体系的中国。如下的诸种现象，就不能单独在封闭体系下考虑了：农业的无利可图、农民的进城打工、农村的凋敝，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劳动力、土地要素的“逃离农村 ”……除了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以及体制转换因素外，美国主导的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以及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等国际因素，应该被认识。
当中国选择了开放农产品市场，又无力和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进行补贴竞争的时候，当中国也如同许多亚非拉的同伴们走向“农业的美国化”之后，中国农业的无利可图、农民的流离失所和农村的凋敝，是预先设定了的。2.12亿农民工、2.5万亿元农村居民储蓄“用脚投票”，离开农村，大量农村土地也“长了脚 ”，转作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与自由贸易体系下农业无利可图，直接相关；与食物帝国在中国的扩展，直接相关；与中国的涉农政策被食物帝国俘虏，直接相关；中国日趋严重的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问题，与自由贸易体系下转基因农产品的大量涌入，以及资本化农业的不断推进，直接相关。但是，已经开放了国门，而又无力支付巨额补贴的中国，在涉农以及食品体系的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已经很小。
3.1 认识它（义愤填膺与理性分析）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后果，美国、欧盟、日本巨额农业补贴政策的外溢性，产业化农业和基因农业的可能影响，以及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的单一世界食物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世界各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可能威胁，都尚未被清楚认识。本文无力探讨这么多问题，而只能放在中国农业的基本背景下，去探讨其中一个小的侧面 ——中国已无法再保持单独的粮食生产体系和食物体系，也无法从总体上保证粮食安全，以及食品安全。
3.1.1 既捅破了天花板，也踏破了地板
借用温铁军在中国在1998年签署中美农产品贸易协议，决定加入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后的“天花板价格”和“地板价格”的说法。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形势，早已是既捅破了“天花板”，也踏破了“地板”，由于价格没有了弹性区间，使得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关于粮价调控的政策腾挪空间。我们以图3.1说明。
图3.1 美国和中国的小麦期货价格比较（1993-2004）
由于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从理论上，到现实上，都具有平行变动性。我们可以用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期货价格，来作为粮食现货价格的替代指标。由图3.1可见，自1995年起，中国的小麦期货价格，除个别月份外，就一直高于美国的期货价格。而且，高出比例大多数时候在20％－80％之间。
若以温铁军提出的“天花板价格”和“地板价格”的形容来衡量，粮食的国际价格是天花板价格，是国内粮食价格的上限；国内生产成本决定的价格是地板价格，是粮食价格的下限。国内粮食价格在此两者之间涨跌。一旦涨过天花板价格，粮食价格就会通过进口的影响使粮食产品主价格开始回落。可是，1998年之后，伴随种粮成本的提升和粮食价格的低迷，粮食价格已经降到了地板价格之下，农产品的投入产出开始为负值。如果将农村劳动力投入计入成本，农民的粮食生产已经是入不敷出，投入产出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合理。但即使这样，我们的粮食价格已经高过美国所设定的“天花板价格”。
既捅破了“天花板”，又踏破了“地板”的中国粮食价格，实际上已经无力维持国家的粮食自给，更无力维持食品安全，这些危机的一个表现就是，在政府近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用各种办法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更加用多种办法来保证市民食品的数量和质量，但危机事件仍然频繁发生。实际上，中国粮食生产体系之所以还没有垮台，除了少许的关税与配额保护，以及运输成本和储运成本外，更在于中国农民家庭粮食消费的自给自足。正是由于中国大约65％的粮食生产是农民不计成本为自给自足而生产的，使得中国总体上的粮食自给率还比较高。但是，我们看到，伴随加入WTO中国关税的减让，农产品关税配额取消，少许的关税与配额保护越来越难以奏效；伴随运输储运技术的不断提高，运输储运成本在降低；而中国又在10年来不断地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促进农村的市场经济化，使得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比率还在大幅度减少。更加因为，美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远远没有释放（3.1.2会进一步说明），使得当前的危险的平衡难以持续很久。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中国失去粮食安全，失去粮食生产与经销的独立自主性，是必然的，并且可能已经出现。中国既然选择了在农产品贸易上加入了WTO，并承诺履行其条款，而政府又无力像美国、欧盟、日本那样提供高额补贴，如下的结果，便如宿命般地预设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体系，会像大多数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一样崩溃，食物结构会日趋“汉堡化”（Hambergized），中国必将成为食物帝国的附庸。
3.1.2 美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远远没有释放
美国强大的粮食产能，一直在储备状态。近20年来，美国主要粮食作物的耕作面积，一直在15亿中国亩左右，由于政府补贴休耕，美国还有大约1/3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1930年代以来，伴随稳定粮食价格、控制农地数量等政策的实施，美国近1/4耕地退耕退牧，很容易再复原为耕地。而且，美国的农作，历来只是一熟制，合理密植技术也远远没有像中国这样得到淋漓尽致的利用。所以，保守估计，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短期内提高30％-50%的粮食产量。而从10年以上的长期看，提高100％的粮食产量，也并非难事。目前情况下，美国早已经拥有了摧垮绝大多数国家粮食生产体系的实力。而再加大产量，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已在WTO规制之下的传统农业大国，亦将无法幸免。对于食物帝国的营造者而言：鱼已经进了网了，何时收网，只是一个等待时机的问题了。
所以，中国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危机何时大规模到来，主要不由中国来决定，因为中国已经被食物帝国所掳掠，已经放弃了食物自主权。中国人的食物命运，将主要由食物帝国来决定。不仅中国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可能都无法幸免。
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形成，一个食品帝国的崛起。伴随着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不断推进，在不断的延伸和发展。当单一食物帝国奠定基础后，谁还能不惟食物帝国的马首是瞻？！
3.1.3 重新认识中国的涉农政策
在食物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多数国家可能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俯首称臣，参与这一食物帝国的建造了。可能，中国也不例外。
19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地在迎合这一帝国的建造过程：
我们不断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不断地复制农业补贴“扶富”政策，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农业龙头企业，而后者实质上是剥夺农业和农民的工具；
我们不断地推行粮食市场化，让本为国计民生必需品和国家公共物品——粮食，成为私人物品，致使其数量越来越不足，质量越来越低劣；
我们在农产品国家贸易谈判中不断地让步，最终让食物帝国兵不血刃地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不断地推动食物快餐化、汉堡化，使得我们传统的食品成为消费羞耻，而洋食品成为时尚，以致传统老字号也不得不走上了过度包装、过度加工、过度营销的洋路子；
我们不断地崇拜农业科技，崇拜科学，崇拜基因技术，认为科技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却不知早已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沼；
我们不断地要求农民种粮，实行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让最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国家公共物品，却拒绝给予起码的补贴与支持；
我们在国家层面不断地强调粮食安全与农地保护，而地方层面则不断地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减少粮食耕作，并将大量农地转为工业和城市用地……
更可悲的，是我们可能不断地将农村当作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当作政治民主的表演场，将饮食父母的来源，当作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些所谓现代化的附庸甚至负担。以致于粮食生产体系和食品安全体系的发展方向，在疾速向食物帝国要求的方向前进。
无疑，中国在参与这一食物帝国的建造。我们可能也意图从中分一杯羹。可惜，食物利益的分配比率，不是按你的业绩，不是按你的规模，不是按你的忠诚度确定的。如果你在这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中，不是强大资本的最终拥有者，不是强大生产经销体系的控制者，你注定是个输家，你的地位注定被强者所定义，你的利益注定变成强者的施舍，就像农民从整个食物体系中分到的汤水越来越稀一样。
3.1.4 重新认识我们的日用食粮
如果食物像汽车、CD、电影一样，是有弹性的消费品，按照经济规律，将其全面开放和市场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由于食物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所以，把食物提高到比国防更高的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地位，并不过分。由于食物的来源，是神创自然的慷慨赐予，把食物提高到人类感恩，人天和谐主要标志的地位，也不过分。如果我们读一下人类文明史，读一下人类学的著作，可以看到食物在神人沟通、文化形成、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可惜，食物的属性，早已经扭曲，不再被人认识。基本属性丧失的，不仅是粮食、土地，连万物之灵的人，都早已被商品化，而且无人质疑。连流动性很强，供应最充分，最不易被人划分产权和占用的水、空气、阳光等等，也一步步在人类共同私欲的主导下，基本上已经商品化了。
让我们学习《食物是不同的》（Food is Different）这本书的一个片段吧：“食物是不同的。它不仅仅是货物或商品。食物意味着农作，而农作又意味着农村生计、传统和文化，意味着是保持还是破坏，意味着农村图景。农作意味着农村社会、农业历史。在多数情况下，农村意味着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宝库。食物能给我们欢乐，让我们品尝好坏。当然，食物既让我们受益，也可能让我们品尝恶果。”
3.2 改变它？（一场消费革命）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
在这一点，我们需要向美国的实践者学习。为应对产业化农业及其食品体系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的中小家庭农场、城市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摸索了一整套替代体系，这一套体系，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动，意图实现三个替代：以消费天然食品替代消费人工（产业化）食品；以公平贸易方式替代自由贸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这一替代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
1.消费文化革命：发动“慢餐”运动，推动公平贸易，以替代快餐和自由贸易；
2.促进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形成：促成农业生产者、食品消费者、NGO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以本地化食品和有机食品，来替代产业化食品体系和工业化食品。这些方式包括：
（1）推动本地可持续农业发展；
（2）推动社区支援农业（CSA）；
（3）推动农民直接销售（农民市场或路边市场）；
（4）推动纵向一体化的农民合作化和农产品价值增值；
（5）推动消费合作运动，建立和发展合作社食品超市；
（6）推动公平贸易实践，促进城乡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和谐相处。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文献来源于网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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